让鱼儿顺畅游回家——民革中央提案建言恢复重要江河水生生物洄游通道         2025-08-0310:23

洄游作为鱼类等水生生物的一种周期性运动，随着生物生命周期各个环节的推移，每年重复进行，是维持河流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行为。但长时间以来，出于水利水电建设、发展经济等方面考虑，人们在江河、湖泊上建设闸、坝，导致重要江河的生态连通性降低，水生生物洄游受阻，引发了一系列生态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今年全国两会民革中央提出“加快制定实施重要江河水生生物洄游通道恢复计划”的建议。日前，记者采访了提案主要撰写人、民革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常仲农，解析提案建议的来龙去脉。

不光是洄游生物的求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是长江经济带的纽带。无论未来长江经济带怎么发展、发展到哪个阶段，都不可能离开长江的哺育。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出发，着眼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把长江保护好”。

作为民革中央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专家顾问，专项民主监督工作的深度参与让常仲农感受深刻：“随着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深化，需要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水环境保护与水生态保护并行、陆上治理与河流保护并进。”这份生成于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实践的提案，凝结着民革中央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入学习与思考。

“鱼类等水生生物在河流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和意义，而维持河流生态连通性，保障鱼类等水生生物洄游，是江河生态保护的应有之义，或者说是必要条件。”常仲农介绍，洄游与鱼类等水生生物繁殖维持种群、索饵觅食息息相关。

长江中华鲟、白鲟、长江鲟、圆口铜鱼等两百种以上鱼类需要洄游到特定的环境（江海洄游、上下游洄游、河湖洄游等），并且要洄游足够的长度和时间，才能繁殖产卵、觅食等，以维持必要的种群规模，确保后代存活。如被誉为“水中大熊猫”的中华鲟出生在长江上游，幼鱼顺流而下到河口，后进入东海和黄海海域生长，成年后再洄游到长江上游金沙江一带产卵，洄游距离足有两三千公里。河流生态环境在不同地段形成索饵场，鱼类可以通过索饵洄游在不同的生长阶段获取足够的营养。洄游生物作为食物链的一部分，对保持水生系统的平衡也至关重要。

“从繁殖和索饵的角度来说，水生生物洄游路线被阻断可能导致局部或全部种群灭绝。由于洄游可以促进不同栖息地种群间的基因混合，增强物种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一旦洄游受阻，也可能导致生物遗传多样性下降。”常仲农说。

洄游是水生生态系统的“生命线”，而生态连通性降低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除了水生态危机，人类的经济与社会损失也不可避免，渔业资源衰减、生态旅游价值丧失等将接踵而来。

恢复洄游通道应统筹规划

据悉，目前我国已建设闸坝约9万至10万座。“以前，闸坝主要建在河流上游支流。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大江大河的干流及主要支流也得到全面开发，水利、水电、航运等工程建设高速发展，满足了社会生产、安全等方面的发展需求，但同时也带来了负面的生态问题，水生生物洄游通道阻隔是主要的生态影响问题之一，亟待系统性的生态修复。”常仲农表示。

这份提案中，“过鱼”被反复提及。常仲农介绍，过鱼指的是针对建坝等高强度开发河流，通过鱼道和升鱼机等形式，为洄游鱼类克服闸坝阻隔创造溯河、降河洄游条件，以一定程度上缓解生态连通性降低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开发、利用水运资源。在水生生物洄游通道、通航或者竹木流放的河流上修建永久性拦河闸坝，建设单位应当同时修建过鱼、过船、过木设施，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批准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妥善安排施工和蓄水期间的水生生物保护、航运和竹木流放，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此外，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渔业法等多部法律均对有阻隔影响的河流闸坝等涉水工程有建设过鱼设施的要求。

“虽然有党和国家宏观政策要求，法律依据充分，但由于认识方面的原因及一些历史争论，执行并不到位，重要江河水生生物洄游通道恢复落实得并不理想。”民革中央调研发现，当前国家和有关地方欠缺对河流全流域连通性恢复的顶层设计，尚未出台针对有效消除已建大坝阻隔影响的具体计划，难以解决历史已建闸坝造成的河流阻隔问题。

对此，民革中央建议，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水利部等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协同配合，以共抓大保护为契机，建立工作机制和计划，尽快启动开展相关工作，制定并发布国家重要江河水生生物洄游通道恢复计划。同时，加强规划计划引领，细化政策制度，以长江等重要江河流域为重点，有计划地分期分批恢复河流连通性。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分流域的其他重要江河水生生物洄游通道恢复计划。

“特别是长江流域的三峡和葛洲坝，两坝水头落差均在国内外已有鱼道落差范围内，并且区域具备布置鱼道的场地条件，应优先考虑鱼道过鱼方案。”常仲农说。

江河水生生物洄游通道恢复计划涉及已建和新建拦河闸坝工程两个方面，民革中央建议，对新建拦河闸坝工程要明确依法建设过鱼设施，对已建闸坝工程没有过鱼设施的，要明确责任主体，制定补建计划和修复措施。

“国家及地方相关部门应定期加强监督检查，并将其作为中央及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要内容之一。”为保证洄游通道恢复的有效性，民革中央建议，开展过鱼设施效果监测，督促相关责任主体适时对已建大坝过鱼设施进行适宜性改造，进一步提高过鱼效率，切实推动流域系统性鱼类保护和生态修复。

系统思维重构人水共生密码

民革中央提出这则建议，除了出于维持水生生态环境的现实考量，有明确的政策、法律支撑，也与当前建设过鱼设施技术水平成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密切相关。民革中央调研发现，多年来，过鱼设施、恢复连通性的相关技术研究和实践取得积极进展，构建了基本的技术规范标准体系。

常仲农通过调研了解到，自2000年至2024年12月，生态环境部共受理144个水电建设项目、392个水利建设项目、13个航电项目，对其中177个项目提出了修建过鱼设施的要求，并采用以新带老方式推动50余座水电站、堰坝涵闸开展了补建、改建等连通性恢复工作。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还推动水利、水电等行业出台过鱼设施等生态保护技术标准。目前，上述项目中，已建成投运过鱼设施80个，在建40个，其中，鱼道建成时间主要集中在2015年；集运鱼系统与升鱼机建成时间主要集中在2021年以后，并于近两年迎来投运高峰。

科学技术的迭代升级无疑会对水生生物环境的研究和改善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民革中央建议，进一步加大相关科技研究支持力度。“期待相关河流水利水电开发企业、规划设计院和科研院校在落实过鱼措施中加大科研力量投入，开展鱼类行为学与过鱼设施设计、建设的学科交叉研究，共同做好这项重要的生态工作。”常仲农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要素紧密相连、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生态系统整体。在常仲农看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观”常学常新，须在实践中加深体会。“随着长江大保护的不断深化，相关工作开展应由水污染治理逐步深入到水生态保护。民革中央也在提案中建议，加强水生生态保护成效宣传，提高全社会的认识和关注。过鱼于法有据，于实践有案例，于投资可接受，期待得到重视并落实。”（蒋天羚）